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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井冈山走出的地大奠基人——刘型

发布时间:2022-07-04

尝尽艰苦,却初心不改,山高路远,仍勇毅前行。这是党赋予我们地大人的坚强意志,也是党寄寓我们地大人的殷切嘱托。


今天,让我们一起追随红军老革命、北京地质学院首任院长刘型的历史印迹,学习百年党史中的地大故事,倾听百年党史中的地大心声。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是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中对黄洋界保卫战的豪迈描述,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悦和赞赏!


黄洋界保卫战是一次怎样的战斗?打赢这场战斗的红军具体是哪支部队?战场的现场组织者或指挥员又是谁?还是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1928年8月下旬的某天,跟随我们北京地质学院的首任院长、当年的红4军11师31团第1营第1连党代表刘型同志,一起回味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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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型(1906.3.19 - 1981.8.7)


那天,地势险峻的黄洋界哨口阵地,山风劲吹,松涛阵阵。刘型正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带领着一连的战士挖掩体、埋竹钉、搬石头、支炮架,准备“滚石炮弹”,加固前沿工事,筑牢筑实防线,直至深夜。湘赣两省约4个团的敌人正围攻井冈山,而红军只有三十一团的一连、三连两个连留在井冈山上,形势十分严峻,必须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应战准备工作。第二天黎明时分,战斗打响。刘型同志带领不足一连兵力与民兵一同坚决扼守黄洋界哨口,以一当十,英勇善战,在迫击炮协助下,击退了进犯之敌,创造了土地革命战争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住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保留了红色的革命火种。黄洋界的炮声,预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曾用诗化的语言,高度赞美了这次军民英勇奋战以少胜多战役的伟大胜利。


也许不会有人想到在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炮声中走出来的刘型,不仅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日后还在新中国高等地质教育战线上同样取得了辉煌战果。他用革命者的情怀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渲染了中国地质大学质朴的本色,为学校成长和发展播撒了井冈山精神的红色火种,并从此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融为一体,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建设祖国的重托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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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题写的《西江月·井冈山》


井冈山上建功勋


1927年8月,我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8月底,毛泽东到安源,在平、浏、萍、醴、安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军事形势和领导秋收起义的计划。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为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刘型不畏艰险,在萍乡东桥和醴陵南区一带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同时,担任萍乡小西区区委军事委员和游击营营长,积极组织和配合县委组织向敌人发动进攻。


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1928年4月,了解到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井冈山的情况后,刘型同志随即带领萍醴游击营,利用夜间行军、白天打游击的办法,穿过萍醴边界,一路辗转奔赴井冈山,找到了日夜盼望的毛委员,并被毛泽东同志派往三十一团一营一连任党代表,积极参加井冈山革命摇篮的创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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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界上炮声隆


1929年,刘型同志先后调任三十一团二营六连党代表、三纵队机枪连副党代表、政治部民运股长、七支队十三大队党代表。6月,参加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12月,刘型同志出席了在党和军队建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后,刘型同志积极参加了部队开展的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三官”作风的思想斗争。


1930年,红四军在长汀改编后,刘型同志先担任十二军一纵队一支队政治委员,后调任十二军三十四师一〇二团政委、红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期间,刘型同志作战勇敢、政治工作做得深入,为革命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2年,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三十八师任政委,师长为程子华。同年12月调任红五军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协助政治委员左权主持政治工作。


1933年,调任缩编后的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兼高级军事裁判所长。10月,带病担任红五军团后方勤务部政委。


1934年10月,参加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后勤部政委,完成了繁重的组织转移任务。


爱国情怀熔铸血脉


1906年3月19日生于江西萍乡排上镇一个佃农家庭的刘型,从小目睹国家的动荡混乱和人民大众的苦难深重,埋下了救国救命的革命种子。1925年,刘型以优异成绩考入萍乡中学。期间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他和进步同学共同组织了“互助社”,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互助社”的主要成员后来都是萍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


1926年,刘型投笔从戎,被录取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入伍生。在军校,刘型经常听恽代英等领导人的报告,还认真聆听了毛泽东亲自讲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


1927年,刘型参与平定夏斗寅叛乱战斗,他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经共产党员游雪程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江西萍乡,搞农民运动,秘密发展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8年春,刘型任湖南萍醴游击营党代表,在当地坚持斗争。2月,反动军阀何键派重兵"清乡",他率游击营转战湘赣边界,5月率队上井冈山,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保卫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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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毛泽东与红军大学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前排(坐)左二为毛泽东,左三为朱德,右三为何长工;后排(站)左四为陈赓,右二为刘型。


1935年遵义会议后,随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南下川康边,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1937年,奉调到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和教学,讲授中国革命问题。


1938年,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直属敌工科科长,协助抗日军政大学开办日文训练队,主持教学计划和学员培训、分配等工作,培养了一批敌工工作干部。


1944年,党中央为开辟南方抗日根据地,命刘型担任八路军359旅南下第1支队政治部主任。在环境险恶、条件艰苦的南征途中,刘型始终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紧抓政治部宣传工作,充分发挥了政治宣传工作的战斗作用。这段从延安出又回到延安的路程,历时两年,转战南北,纵横八省,行程两万多里。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说:“我们完成了第二次伟大的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刘型还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八路军政治学院政治处主任等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刘型先后任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副政委、中共嫩江省委常委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等职。南征北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历尽千辛万苦,作出了贡献。


1949年8月随军南下到湖南,参加和平解放湖南和建设新湖南的工作,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省委城市企业部部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型这样说:“一个人一辈子能为党好好工作的时间是不多的,一般是二十岁以前读书,三十岁才能自立,最好的工作时间是三十岁至五十岁,一共才二十年左右。因此要珍惜时间,特别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更应为党好好工作”。刘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一生, 从醴陵、井冈山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无不倾注着奋斗精神。何长工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怀念文章,称他是“历尽艰险、久经考验、艰苦奋斗一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接下“动地”重任,办好地院


能源和资源是工业的“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新中国成立后,从急需探明矿产资源的国情需要出发,为培养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地质人才,北京地质学院(即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应运而生,成为新中国初创时期仅有的两所高等地质院校之一。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系为基础,创建北京地质学院。这项被李四光喻为开启新中国“动地”事业的重大事件,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院长任命书,任命刘型同志为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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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任命刘型同志为北京地质学院院长


放下枪杆,放下二十来年的革命事业,从担任北京地质学院院长重新开始。46岁的刘型,壮心不已。


学校诞生于国家急需之时,有着与生俱来的崇高使命,肩负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重任。刘型深知自己肩负的重托和厚望,虽然对地质学是外行,也没有工科型院校办学经验可循,但身为老革命的刘型却有着赤诚的报国心,始终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引,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1952年11月1日,刘型院长在北京地质学院首届开学典礼会上讲话


按照学院“要按照国家经济建设计划的需要,及时和积极地培养大批德才兼备具有现代先进科学水平的合规格的地质工程师”的任务,刘型强调从实际国情出发,确立了继承解放区办学优良传统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相结合的办学方针,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型理工科行业特色大学的建设之路。在学校规模和专业设置两个方向性问题上,走学校规模“大而重”,专业设置“少而精”的模式。在他的统筹规划和准确定位下,北京地质学院自诞生之日起便走上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办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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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型致校刊发刊词


学院初建,作为院长的刘型就遇到了校舍分散、短缺,教学基础设施不够的问题。学校分设在西城区端王府夹道和祖家街原北大工学院旧址、东城区沙滩原北大地质系旧址以及河北省宣化县宣化地质学校,当时总计在校生1500多人,教学、生活用房既分散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刘型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将实习工厂改为图书馆,实习实验室因陋就简,不足10平方米的宿舍安排上下铺住8名学生,部分新生到宣化地质学校上课。


在教学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刘型带领老教师和年轻教师齐心努力,往返于端王府夹道、沙滩和宣化三地为学生开出各种基础课和专业课。没有教材,教师们就自己刻蜡板油印讲义,自己动手画教学挂图,制作教具、模型,改装设备,利用野外实习的机会和假日带领学生到全国各地采集各类岩石、矿物标本,充实完善地质实习实验室。教学的同时,刘型在地质部和北京市的支持下,在北京西郊开始了新校舍的建设。师生们自觉参加建校义务劳动,利用课余和假日清理工地环境,修路、植树、修建操场,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


刘型认为,教材建设直接关系到教学计划的顺利执行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在他的组织和主管教学副院长的直接领导下,各教研室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发挥集体力量,突击翻译、编写各学科的讲义、教材和教学大纲。经过三四年的努力,自编和翻译教材、讲义、教学大纲600种,既满足了本校教学需要,也为其他地质院校(系)所采用。


人才队伍建设对于学院发展非常重要。建院初期,学院138名教师中仅有11位教授、6位副教授和16位讲师,在完成教学科研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刘型进一步鼓励他们积极培养青年教师,帮助后备人才快速成长。他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因而学校形成了以老带新、团结协作的大好教学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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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质学院刘型院长(前左五)、石油系主任潘钟祥教授(前右五)与1956届毕业生合影


丹心系北地,风骨铸校魂


在地院的创办中,刘型从来都是不折不扣的“学校之魂”。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眼里,对有着多年革命经历的刘型,打心眼儿里充满敬意。而履任期间,刘型确实充分展现出了一位优秀革命者的胆识与魄力。


刘型是一位平易近人、尊重同志的益友,也是广大教师的良师。但更可贵的是,他具有一颗包容和责任之心,懂得以己之力带动全校学习刻苦、生活朴素、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从而形成了学校的校风和特色。


为了从外行变内行,办好地院,刘型保持着红军党代表的英姿,带头学俄语、政治课、地质学基础课,举办文化补习夜校,在攀登科学的高峰中冲锋。通过五、六年的坚持学习,学院的干部和老师队伍的知识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他特别重视人才,在校期间,只要有时间,就会同干部谈心,到老教师家中拜访,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一位图书馆长,患上了眼球凸出的疾病,刘型写下亲笔信,介绍这位馆长去找当时治这种病症非常好的专家。一对教授夫妇的小女儿突患疾病,刘型急派专车送医院抢救获生。他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多一次珍惜和爱护,就能为国家多培养一批优秀地质人才。


刘型常对学校干部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所以他十分重视培育和铸造优良校风,并以身作则大力提倡共产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生活简朴,一套深色的制服,一张用了几十年的办公桌,以及陈设简单的旧家具,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全院作出了榜样。


老同志们都说:“刘院长严于律己,铁面无私,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北京地质学院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是刘院长倡导和带出来的”。


从1952年至1958年间,在刘型大胆的探索和卓越的思想领导中,在一无借鉴经验、二无技术支撑,建校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让北京地质学院这所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地质院校在教学、科研、师资培养、学风校风建设等方面开启了良好开端,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中国第一代地质科学技术人才,在中国高等地质教育史上竖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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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17日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届田径运动大会刘型院长与运动员交谈


1958年,刘型调任为农垦部副部长,周恩来签发任命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文史研究会委员会革命史组副组长、中央党史研究会顾问。


1981年8月7日,刘型与世长辞,骨灰移至井冈山烈士陵园,在这红色的革命圣地,继续传导着井冈山精神。


出生在烽火连绵年代,投身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备尝长征艰险,刘型是党的忠诚卫士,谱写中国革命事业奋不顾身。而作为共产党员艰苦朴素、报效祖国的精神也始终根植在骨子里,伴随着他创建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作实践,为学校植下红色基因,延续永不断流的红色血脉。


刘型的同事、时任北京地质学院党总支书记的肖英曾说:“学习刘型同志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对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学校建设得更好,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时至今日,刘型院长崇高的精神风范与他为新中国地质教育事业所付出的赤诚心血一起,铸就了对党忠诚、爱国奉献、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魂,为中国地质大学留下一座不朽的丰碑,挺立着地大人的脊梁,彰显着地大人的本色,并在一代代地大人中薪火相传,赓续不断。(文稿创作 校史馆地大红色故事创作团队)


刘型同志简介

刘型同志(又名绍新、弘绪、镇汉、刘雄、刘硎)祖籍湖南醴陵(后迁江西萍乡),一九O六年三月十九日生于萍乡排上一个佃农家庭。一九一四年在家乡读私垫和村小,一九二五年秋考入萍乡县立初中,勉力读书一年。在校中他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和邓贞谦、陈铁铮(孔原)、钟帮武等进步同学共同组织了“互助社”,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互助社”的主要成员后来都是萍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后“互助社”改为公开的学生组织——策群学会。

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伐军攻克醴陵,成立革命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策群学会的多数成员担任了各团体的负责人。刘型被派往萍乡小西区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区乡农民协会。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十一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刘型决意投笔从戎,被录取为第六期入伍生。在校期间,进一步受到党的教育,经常听恽代英等领导人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里讲演,刘型和同学们听后,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他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奋勇向前,表现突出,经游雪程同志介绍,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公开“分共”和反共。刘型同志返回萍乡从事农民运动。当时,萍乡的党组织遭到反动势力破坏,刘型同志不畏艰险,在小西区秘密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农民武装。在中共萍乡、醴陵县委的领导下,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萍乡东桥和醴陵南区一带发动农民向反动地主进行斗争。同年十一月萍乡小西区成立了党的区委会,刘型同志担任区委军事委员和游击营营长。此间,他积极组织和配合县委组织向敌人发动的进攻。

一九二八年四月萍醴游击营在党代表刘型和营长游龙的带领下奔赴井冈山,找到了日夜盼望的毛委员。刘型同志被毛泽东同志派往三十一团一营一连任党代表,连长是武汉军校同学陈伯钧。刘型同志从此积极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八月,敌人集数十倍于我的兵力,袭击井冈山。刘型同志在上级的指挥部署下带领不足一连兵力与民兵一同扼守井冈山险要哨口黄洋界,以一当十,英勇善战,在迫击炮协助下,击退了进犯之敌,为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建立了功绩。毛泽东同志曾以“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著名诗篇,高度赞美了军民英勇奋战以少胜多的这战役的伟大胜利。

一九二九年一月,刘型同志调任三十一团二营六连任党代表。二月,调任为由三十一团改编的三纵队的机枪连副党代表,后又调任为三纵队政治部民运股长。三纵队七支队十三大队(相当于连)党代表。六月下旬,参加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十二月二十八日,刘型同志出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后,刘型同志积极参加了部队开展的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三官”作风的思想斗争。

一九三O年六月,红四军在长汀改编,三纵队和军部特务营以及闽西地方红军改编为红十二军。刘型同志担任十二军一纵队一支队政治委员。十月,调任十二军三十四师一O二团政委。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期间,刘型同志作战勇敢、政治工作做得深入,为革命战争做出了贡献。后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奉命编入红四军为第十二师,刘型同志调任该师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二年一月,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三十八师任政委,师长为武汉军校的同学程子华。同年十二月调任红五军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协助政治委员左权主持政治工作。

一九三三年六月,红五军团缩编,取消军的编制,原十三、十四、十五三军缩编为十三师,刘型任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处主任。七月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兼高级军事裁判所长。

一九三三年八月,因病住瑞金中央红色医院治疗。十月,回到红五军团,任后方勤务部政治委员。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刘型同志随五军团开始长征。他负责的后方勤务部是中央红军五军团的后卫,完成繁重的组织转移任务。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调刘型同志到五军团政治部任秘书长。四月,五军团成立随营学校,刘型同志又调任为该校政委。翻过雪山后,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不久,他调任为五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编在左路军内,又经朱德总司令提议,调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任巡视员。一九三六年三月担任军事裁判所长,四月,又调任敌军工作部长。后被张国焘撤职,派赴二方面军当收容队长。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方面军到达甘南后,刘型同志被调任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长征结束后,刘型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奉调到红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他既当学员又当教员,讲授过中国革命问题。

一九三八年一月,刘型被调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四月,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九月,又调任总政治部直属敌工科长。

一九四一年一月,调任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二年一月,刘型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聆听了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九月,留任中央党校一部秘书科长。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央召开书记处会 议,确定了南征区域和组织机构。任命王震(司令员)、王首道(书记兼政委)、王思茂(副政委)、刘型(政治部主任)等八位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部队正式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南下抗日。一九四五年十月,组成中原军区,刘型任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一九四六年三月,刘型同志调到东北解放区工作。七月,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七年七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刘型同志调任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八年八月,调任嫩江省委常委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一九四九年八月,刘型同志随军南下,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城市企业部长、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一九五二年十月,北京成立新型的工科性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刘型调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一九五八年十月,调任农垦部副部长,分管橡胶和热带作物。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型同志横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他刚正不阿,坚决斗争,并以收集和整理党史资料为己任,亲自校对、抄写,将近几十万字的重要史料送党中。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刘型同志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为端正党风、维护党纪,为平反冤、假、错案,忘我地工作。他兼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革命史组副组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顾问,热心支持党史、革命史的研究工作。

因患癌症,刘型同志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刘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正如悼词中指出的:“刘型同志五十五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着共产主义的美德和情操。他坚定地信仰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诚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他革命事业心强,工作认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他勤奋好学,长期以来以惊人的毅力钻研革命理论和业务知识;他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表里如一;他为人谦虚,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他艰苦朴素,遵守纪律,对自己、对亲属严格要求;他党性强,不以功臣自居,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求名誉地位。”不愧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

转自《刘型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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