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添教授英年早逝，56岁就离开了我们，但他在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整整奋斗了三十年，一心为公，无私奉献，为地质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北京地质学院建校初期的功臣

曹添教授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并选择了地质专业，立志开发祖国的矿产。进入清华园后，他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接受了党的考验，于1949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清华毕业前夕，在填写志愿时，曹添将三个志愿都填上“新疆”。后因工作需要，清华地质系将他留下当孟宪民老师的助教，任教期间他主讲矿物学，他生动幽默、启发式的讲解，使枯燥的矿物课变得活生生起来，大家注意力都很集中，而且感到学习的乐趣。

1952年初，全国高校做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党委指派曹添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北京地质学院筹建工作。 北京地质学院的建院筹备小组由三人组成：市委派来的陈子谷同志、北京大学派来的马杏垣教授、清华大学派来的助教曹添。

北京地质学院筹建小组的陈子谷同志负责建校的总体规划，马杏垣同志负责教学工作，而曹添则负责人事工作。这样重要的工作和他的资历、身份极不相称，他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有旺盛的精力和不畏困难的开创精神，他勇敢地承担了下来。

北京地质学院总的办学模式是参照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但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北京地质学院在规模和人数上都要大大超过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而我们原有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工学院等兄弟院校的地质系教师总共不过百余人，这些人数总和距办一个新型的高等院校差距甚大，尤其是基础课教师全部为零，许多新的专业更没有人学过、教过。这就需要从相近部门抽出人力转到新专业去，如抽物理老师去搞物探、抽机械教师搞探矿工程等。因此要向各单位联系要人时明确提出要求。在上级部门和协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并采用一人带几人的方式，经过几个月就确定了骨干队伍，保证了1952年秋季开学上课的要求。

在这些日子里，曹添每日奔波来往于市委、北大、清华各地、各方求贤，到处联系，不仅保证了数量，而且保证了质量。为了争取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他不知道要跑多少次，最终从清华大学争取到了周卡、张黯、张永巽、张昌明等测量和化学方面的骨干老师，也争取到了来自北大的黄仕永、张惟宽等分析化学课老师。

这段时间，为了联系工作，也为了节省开支，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城内城外跑（他当时住在清华，而筹备组办公室在城里沙滩）。自己的自行车丢了，清华的杨遵仪老师把车借给他，结果也给搞丢了。在酷热天气下，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为建校默默地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是用生命在工作。

教学需要勇担当 无私奉献建三系

1952年10月，北京地质学院正式开学上课，曹添在矿物教研室任教，辅助王炳章教授上课，同时兼任矿物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及教务科副科长。在做矿物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期间，对青年教师关怀备至，热情相助。他热情支持彭志忠同志搞科研，为他配备助手，送他去北大进修，为他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当彭志忠有了发明创造时，他更是热情呼吁、支持他更上一层楼。曲懿华老师虽是大学专科毕业，但学习很好，当时上级规定，大学教师必须要本科以上学历，曹添根据曲的实际情况，积极向上级反映，争取将她留在教学第一线，实践证明，曲的教学效果还是好的，后来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1953年第二届新生入学，因端王府校区容纳不下，只好选择宣化地校临时上课。在宣化，曹添又被任命为教务科长兼授普通地质课。1954年，北京地质学院新校址基本建成，曹添回到了矿物教研室。这时学校又任命他为生产实习科科长。这份工作懂业务的不愿干，而不懂业务的又干不了，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曹添认为，只要学校需要，就义不容辞地去干了。当时高年级生产实习，不仅要和地质部打交道，而且又要和冶金部，煤炭部、石油部等各有关部门联系，要使学生能参加对口单位的野外地质工作，取得野外的第一手资料，以便做毕业设计。这项工作安排起来很复杂、细致，要多部门协助配合，因此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与此同时，他在教研室还要上课备课，做思想工作，行政、党、教学三项工作一肩挑。他为了党的教育事业，一直在超负荷地工作着。

1958年，由于国防工业需要，急需找到放射性铀矿，二机部和地质部决定，在北京地质学院组建三系（稀有分散放射性元素系）。为此校领导决定由曹添老师负责组建三系。当时，不少人对放射性辐射很害怕，但他觉得这是组织的信任，也是地质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因而义无反顾的愿为新专业的建设付出一切。

通过一年的努力，三系筹建了放射性地质和放射性物探两个教研室，建立起了相关的实验室。在筹建过程中，曹添曾任三系副主任、铀矿地质教研室主任、主讲铀矿地质课程，1959年正式成立三系后，服从学校工作安排又回到了矿物教研室。

创建特色地球化学专业，桃李芬芳满枝头

1960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关于地质学院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北京地质学院单独设立地球化学等三个专业。根据这一决定，高元贵院长找到了曾负责筹建三系，时任矿物教研室讲师的曹添老师，谈及当时国际上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前景，及地球化学将来应用于地质找矿的前景，高院长认为新兴的地球化学探矿方法，和地球物理探矿方法一样，将成为地质找矿的重要手段，希望由他（曹添）来组建北京地质学院地球化学专业。

1960年5月21日，作为北京地质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的高元贵院长，召开院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建立地球化学勘探教研室，设在地质矿产二系（即勘探系）。并任命曹添同志为首任教研室主任的决定。

实际上，1956年，我国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都已建立了理科性质的地球化学专业，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也建立了空间科学和地球化学专业，1960年北京地质学院为什么还要建立地球化学专业？从地质部的文件和北京地质学院院务委员会决定建立地球化学勘探教研室的名称来看，部、校两级都是希望北京地质学院的地球化学专业应该是工科性质的，相当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地球化学探矿方向的办学模型。

曹添老师从接受创建北京地质学院地球化学专业开始，就积极走访了各相关产业部门。查阅英、美及苏联的相关资料文献，组织教研室筹建初期老师们讨论办专业的方向问题。他在教研室核心组会议上，多次要求大家大胆设计，提出自己的看法。经过讨论，最后认为我们北京地质学院的地球化学专业，既要努力服务当前的国家找矿需要，又要力求专业的发展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潜力。专业办学方向应该是具有地球化学理论同地球化学找矿实践相结合的特色。即理、工结合的特色，既不同于苏联的纯工科模式，也不同于英、美的纯理科模式。

1960年6月高元贵院长在北京地质学院北翼楼主持会议，代表校领导同意北京地质学院地球化学专业应坚持地球化学理论同地球化学找矿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并决定将地球化学勘探教研室正名为地球化学及地球化学探矿教研室，专业名称亦明确为地球化学及地球化学探矿专业（简称仍为地球化学专业），开启了我校地球化学专业发展的新征程。

地球化学理论和地球化学探矿实践相结合，不仅要表现在办学方向上，还要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师的知识结构上。曹添老师在1960年以前从事矿物学的教学，也听过苏联专家拉蒂士教授的地球化学课，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地球化学找矿的实践。从他接手筹建地球化学专业开始，他就带头开展地球化学找矿的实践。1960年初夏，他就带领师生赴北京西红山矽卡岩铁锌矿矿区，进行地球化学探矿实践，师生一起采集岩石，土壤样品。经过样品加工，化验，数据整理，最后画出了成矿和伴生元素的原生晕图，他十分兴奋，大家印象十分深刻。由于办学思想正确，北京地质学院地球化学专业的毕业生深受地矿、冶金、有色等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的欢迎，纷纷成为地矿系统各省局，有色、冶金系统地质总局的地球化学找矿的技术骨干。我校地球化学专业的第一届30名毕业生中，在第一、二、三届全国勘查地球化学大会上，总有约15人参会，参会比例之高，而且连续三届，可能是罕见的。在全国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的第一至第五届委员中，我校地球化学专业的老师和毕业生所占的比例可达1/5到1/3，这也可见我校地化专业师生在全国勘查地球化学界的地位。我校地球化学专业1964届毕业生李惠，根据矿床地球化学成晕机制的研究，创立了“构造叠加晕找盲矿”新方法，在找矿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他所属的团队已累计找到金金属量334.49万吨、铜金属量18.35万吨、银金属量116.50吨，获得潜在经济价值近1000亿元，李惠于2007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成为我校地球化学专业毕业生的佼佼者。

在武汉地质学院带病拼搏的7年

1962年我校地球化学专业划归为地质系领导。身为地球化学教研室主任，又被调到地质系任代理副主任。高元贵院长对曹添说：“你虽然是讲师，我们将你做副教授用”（因为系领导必须副教授以上才好工作）。

1975年学校决定全迁武汉，曹添老师作为当时地质系唯一的系领导带领青年教师南迁。

武汉地质学院地质系被安置在武昌云架桥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曹添老师因是该安置点的唯一系领导，他不仅要管教学，还要管后勤。每天吃饭时，他端着饭碗也有人来谈工作。灯泡不亮了，桌椅不够了，甚至炊事员和学生吵架了等等，他都要管。真是心力憔悴，多次引起高血压、心脏病发作。可他总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看病。

由于曹老师重视教学、热爱学生，他的卧室总是学生们乐意去的地方。同学们看到他日夜辛勤工作，和蔼可亲，因此对这位长者也十分爱戴。他们常为他打水、扫地、收拾房间，有的同学甚至把自己的字画拿来为他布置房间，因此，曹老师也深感欣慰，忘记了自己的病痛。

1976年暑期，地质系组织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到河南济源进行生产实习，曹添老师是生产实习大队长。但到了野外后，工宣队要求老师要和学生三同（包括要求同学生一起政治学习），使得老师们没有时间备课，引发当时在野外的老师对于备课时间得不到保证的意见。同时地质部孙大光部长也对老师们说：“你们教授不教,讲师不讲”，对此表示不满。在此情况下，曹添老师虽然血压已经很高，但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顶着工宣队对他“冲击政治”的指责，勇敢的和老师们一起利用学生政治学习时间备课，克服了教学中“左”的干扰，保证了教学质量。

1978年4月全国科学大会后，国家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地球化学专业迎来了6位文革后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第一批莘莘学子。曹添教授十分关心他（她）们的学习和生活，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回忆了1960年在高元贵院长大力支持下，创建地球化学及地球化学找矿专业的历史，并语重心长地说：“当前，虽然专业发展处于低谷时期，但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做到不管东南西北风，发展学科不放松！”

其后历届的地球化学学科掌舵人砥砺奋进、艰苦奋斗，尽力遵循曹添教授“不管东西南北风，发展学科不放松”的嘱托，使地球化学学科专业不断成长，持续发展壮大。

1980年为了照顾曹添老师的身体，组织上同意曹老师回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工作。从此开始，他虽然身不在武汉，没有担任武汉地质学院地球化学教研室的任何职务，但他的心仍然紧紧的和地球化学专业的建设发展联系在一起。

1980年5月，曹添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勘查地球化学学术讨论会暨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他当选为第一届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1年11月，中国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在湖北省黄石市召开第一次测汞经验交流会。会后曹老师邀请有色和地矿系统的欧阳宗圻、李善芳、邵跃等我国著名勘查地球化学专家访问武汉地质学院地球化学教研室，并和找矿地球化学专业高年级的学生见面，加强了学校和产业部门用人单位的联系。

1981年地化教研室部分老师同有色、地矿系统勘查地球化学专家和领导的合影

1982年8月，曹老师冒着高血压的风险仍然带本科生和研究生到内蒙105队的狼山--渣尔泰山甲生盘铅锌矿区进行毕业实习。

1982年夏，曹添老师在内蒙105队野外矿区带学生实习

1982年10月，曹老师同地化教研室的部分老师去昆明参加第二届全国勘查地球化学学术讨论会。他作为专委会副主任，在大会上做了总结发言，大力提倡学术民主，加强学术讨论，呼吁学术界的大团结，争取勘查地球化学事业的大发展，得到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10月下旬，曹老师从昆明回到北京，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要求1982年的研究生答辩工作要在11月份完成，于是他每天都忙于研究生论文的修改和评语的撰写，日夜紧张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突然脑溢血，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曹添老师突然病逝的噩耗，像晴天霹雳，同事和师生们在情感上均无法接受。130多份唁电、唁函像雪片一样飞来北京，武汉地质学院地球化学教研室的代表买不到火车座票，站着赶来北京向曹老师告别，高元贵院长在曹老师夫人处沉默了半天，连声说：“可惜！可惜！”。地质部副部长和地质部教育司陈司长也到家安慰，追悼会盛况空前，站满了人群，足见他生前的事迹和为人品质感人之深。

2012年10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化学教研室主持召开了“曹添教授逝世30周年”纪念会，近百位曹添教授的生前好友、学生参加，其中包括欧阳自远等6位中科院院士及时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邓军。

同时出版了《深切缅怀曹添教授——纪念曹添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册，赵鹏大院士为纪念册题词。

赵鹏大院士的题词是曹添教授一生创业、为人的全面总结，值得后人永远怀念，他的教育家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介绍：朱有光，1937年3月生，浙江衢州人，中共党员，教授。1960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同年留校在地球化学教研室任教，1975年随校南迁武汉，曾任武汉地质学院地球化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化学系主任。1997年退休。